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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艳茜:为人民而写作的路遥
发布时间:2022-11-17      作者:张艳茜    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    访问量:1272次  分享到:

【读书者说】

人民是我们的母亲,生活是艺术的源泉。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,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歌唱。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,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,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路遥《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》

1992年11月17日作家路遥去世,距今30年了。30年来,路遥和路遥的作品,以一种独特的精神,激励、鼓舞了成千上万的读者。路遥的代表作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赢得了持续而广泛的读者市场,构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、一个文学现象。

从青年农民王卫国到著名作家路遥,路遥走过的是从平凡到不平凡的人生之路。路遥生活和创作的时代,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,正是我们国家处于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。作为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和历史使命的作家,路遥不仅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理解,而且始终把握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向,坚持为人民而写作的创作立场。他用自己短暂的生命,开拓了自己创作的道路,创造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。

为人民而写作的路遥

1985年路遥(左一)在铜川鸭口煤矿深入生活。(张艳茜翻拍鸭口煤矿王清林的作品)图片由张艳茜提供

1、看书,是抵制饥肠辘辘和自卑的最好良方

少年时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,以及山区滞重的生活节奏和闭塞的环境限制,反而刺激了我爱幻想的天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,因此极想了解更广阔的外部世界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路遥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

为人民而写作的路遥

1980年路遥(右一)与大弟弟王卫军和生母马芝兰合影。图片由张艳茜提供

1949年12月2日,路遥出生在陕北的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一个小村子。此时,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理背景中,对于生活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的人来说,苦难都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。和少年路遥一样的孩子们,他们童年时代的苦难,是穷困的环境所给予的。他们一双眼睛看到的满是贫瘠而沟壑纵横的山,每天忍受着饥饿的煎熬,天天盼望的是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饱饭,冬天时脚上能穿上一双鞋子。

从小食不果腹,衣不蔽体的生活屈辱,导致了少年路遥的孤独、内向、压抑的性格,1957年秋季,不满7周岁的路遥被过继给延川郭家沟他的大伯父。远离亲生父母,又让路遥面临了另一重人生考验。在那些起初冷落路遥的小伙伴记忆里,路遥聪颖而淘气,有着农村孩子特有的野性,也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。与一些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打架“总不服输”,这种姿态,实际上映射出了他抗争命运、积极进取的人格心理的萌芽。

在延川县城读高小和上初中的那五年,路遥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他交不起每月五六元钱的伙食费,有时,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。

看书,成为路遥抵制饥肠辘辘最好的良方。延川中学的阅览室里,有不少的藏书,古典小说居多,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等,有些著作,路遥在高小期间就阅读了。在语文老师程国祥的推荐下,路遥开始阅读《创业史》《保卫延安》《红岩》等,以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青年近卫军》《毁灭》《铁流》《牛虻》等,这些文学书籍,成为他大快朵颐、果腹充饥的精神“食物”。

困苦的岁月,对别人来说,也许只是经济生活层面,作为贫困的农村学生路遥,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苦。在县城上学的寄宿生活,路遥不仅因为长期处于吃“寒酸”的最低等餐食而自卑,同时,“农村人”和“城市人”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矛盾,也使路遥时刻感受到自尊心的极度受伤。他要用比克服来自饥饿还要多的精力,去克服周围人对自己不屑的或是轻慢的目光。他将自卑感转化为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,升华为一种超越自身、反抗命运的动力。读书、上进、和命运抗争、改变人生道路,成为少年路遥心中的自觉追求。

从农村到城市,这是农村青年一条苦苦追寻和艰难拼搏的漫长之路,而且是大多数人未必能到达目的地。这也是好几位陕西作家如贾平凹、邹志安、京夫等人的艰苦卓绝奋斗之路,即使是距离西安城很近的灞桥区白鹿原下的陈忠实,也曾为获得城市户口走过一段不短的岁月。

1972年,在黄河畔一个远离交通干线的荒僻小县城,回乡青年路遥与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的谷溪,北京知青陶正,西北大学毕业分配到延川工作的闻频等几位文学青年,办起了一份《山花》小报。路遥当时刊发在小报的文章,尽管还有些幼稚,但是却饱含着浓郁的泥土气息,像破土而出的山花顽强地绽放着。路遥开始意识到,或许从文学创作上能走出一条路来?通过个人奋斗和努力,从而改变生存环境,改变个人命运,架设一条横跨城乡之间、工农之间深壑的悬索。

1973年9月,路遥背上恋人林达为他准备好的被褥和衣物,揣着林达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积蓄,怀抱着文学情怀和文学追求,作为工农兵学员走进延安大学校门。做事办事有明确目标的路遥,抱定一个信念,上大学中文系,就是要读名著,学创作,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奠定坚实基础。大学三年,他发奋读书,把《创业史》读了四遍,精读了《战争与和平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堂吉诃德》等中外文学作品,并坚持阅读各种报纸,了解国内外时事。

路遥以一种与命运决战的姿态,以一种狂热痴迷的心态,读书、创作。而文学创作的初步实践,也挖掘出了他生命深处的巨大潜能,他的才华日渐显露。

2、《人生》的写作与发表

我深切地感到,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;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,但是,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,而不在于那个结果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路遥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

为人民而写作的路遥

路遥的创作谈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手稿 图片由张艳茜提供

1976年大学毕业的路遥从延安走进了西安,成为陕西省作协《延河》编辑部一名小说编辑。这个已经站在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农村青年,文学创作崭新的一页也正式展开了,这一页和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步进行着。

1977年之后,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最先感受到这种巨变的,当然是神经最敏感的作家。1976—1979年间,路遥先后发表了几篇与当时的文学主潮契合的小说《不会作诗的人》《在新生活面前》《匆匆过客》《姐姐》等,但都没有引起什么影响。而同时,陕西作家莫伸的短篇小说《窗口》,贾平凹的短篇小说《满月儿》,双双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这无疑对路遥构成了巨大的压力。但他没有表现出焦躁情绪,他一边在《延河》编辑部从事如常的编辑工作,一边审视着文坛的动向。到了夜晚,独坐于一盏孤灯下,烟雾缭绕中,他开始思考创作思路与题材和心理体验的关联,思考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,他要积极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。在与文学同道讨论文学话题时,路遥表现出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,重视创作题材的“广阔而深刻的内涵”的思考。

路遥文学创作的转折,与发表在1980年3期《当代》的中篇小说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有直接的关系。1981年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荣获“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”。这是路遥第一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,无疑增强了他创作的自信。但是从这篇小说被排在获奖作品的后面,以及评论界的冷淡中,路遥意识到文坛并没有真正承认他。获奖是一回事,得到普遍公认又是一回事。

1981年春,路遥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,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有一次深度的交流,王维玲向路遥约稿,让路遥想起过去的两年时间里,一直想写的一个题材。1981年夏天,路遥回到陕北,回到黄土地,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,开始了《人生》的写作。创作过程中,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,他每天伏案工作18个小时,13万字的《人生》,路遥仅仅用了21天就完稿了。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,他面颊泛黄、浮肿,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。尽管身体极度疲惫,心里却轻松了许多,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。

1981年10月,路遥将稿子寄给王维玲。不久,路遥就收到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。王维玲对这篇小说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,年底,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。

路遥修改后的题目是《生活的乐章》,王维玲和编辑南云瑞感觉不理想。看到路遥在小说开端引用了作家柳青的《创业史》一段话: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,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······”他们受到启发,改标题为《人生》。

《人生》不仅是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,同时还有更深一层的社会学意义。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,因为“高加林”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,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。《人生》高加林这个富有历史和时代内涵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,是深刻的也是丰富复杂的。在路遥展示的城乡文明对立差异的背景下,高加林所谓个人的自私动机和欲望冲动,来自历史,来自不合理的现实。所以,他是真实可信的。而我们现在谈论的“三农”问题、城乡二元对立问题,1982年路遥在《人生》里就提出来了,农村青年高加林的心中对城乡差别就开始冲撞,开始质疑,开始反抗。

《人生》不仅在文学界、新闻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,《人生》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,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、走向了大学校园、走向了工厂农村,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。

但是此时的路遥却深陷于孤独之中。一方面他被鲜花和掌声包围,另一方面《人生》之后多篇小说发表后都不被看好。评论界的质疑声开始出现——路遥的小说再也超越不了《人生》了。这样的质疑,也来自路遥自己,为此他“痛苦极了”。带着这样的疑问,也为了逃避繁杂的追捧,路遥回到陕北家乡。他把自己“丢”在陕北毛乌素沙漠,寻找到答案。“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最大的书,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,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。”当路遥走出茫茫辽阔的毛乌素沙漠时,也将自己从《人生》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。

3、农村和城市“交叉地带”的思考

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在大山田野长大,又从那里走出来,先到小县城,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工作。农村我是熟悉的;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;而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的“交叉地带”。由于城乡交往的逐渐频繁,相互渗透日趋广泛,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,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,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路遥《面对着新的生活——致〈中篇小说选刊〉》

1982年开始,路遥“平静而紧张地”开始了《平凡的世界》前期准备工作:阅读百部名著,查阅相关资讯。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,远离喧嚣的采访,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。只“怀着告别的心情,专意参加了两个较欢愉的社会活动”。

一个是1984年3月,陕西省作协召开的“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”。路遥做了专题发言。他说,对于文学创作,最重要的是关注人和人的命运,在一切变化中,人的变化,包括人的情感和心理的变化,是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。在当前来说,大变革的农村生活中,农民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,这是需要作家用全部精力来研究的。同时,关注当前农村生活,应该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,还应该有穿透未来的能力。

发言中,路遥再次提出了“交叉地带”这一概念,他认为,当代农村生活呈现出一种复杂交错和广泛地相互渗透的状态。这种状态,已大大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,要反映今天的农村生活,不了解和不熟悉城镇和其他行业的生活,就可能受到一种局限。

1985年8月20日,路遥参加了第二个被他称之为“较欢愉的社会活动”:陕西省作协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。

当时,全国长篇小说创作逐渐繁盛,而陕西同一些省市发展的情势相比,似乎迟缓了。第一届、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,陕西均无作品推荐。陕西作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,承认这个事实,并发奋努力去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。

路遥在这个会上讲道:小说,尤其是长一点的作品的创作,要求作家的,首先不是艺术上的东西,而是作家观察生活的着眼点和理解生活的能力,作家仅有“一度进入生活”还不够,还要有“二度进入生活”。好多作品没有绝妙的东西,就因为作家没有“二度进入”的深刻认识。

这次会议,对新时期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而路遥实际上已经投入关乎他终生事业成就的“大决战”当中,这次会议是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种必要的调整。

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没有结束,路遥就“神秘失踪”了。1985年8月21日他赶赴铜川鸭口煤矿,开始践行他的“二度进入生活”。路遥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,没有在吃住方面提任何要求,而是一来到矿上,就要求下矿井。他要和矿工们一起劳动,与矿工交朋友。头上戴着一顶矿灯,穿着一件破旧的满是煤灰的工作服,脖子上也学着采煤工的样子,扎一条白毛巾。这时候的路遥,活脱脱一个采煤工模样,他跟着工人乘上下井的升降罐笼车,和工人们在井下的工作面爬着行进,走在危巷深处,那种感觉,不是苦和累的考验,而是生与死的考验。

“只要读者不遗弃你,就证明你能够存在”

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,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路遥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

1985年秋天,所有写一部“规模很大的书”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。路遥决定到铜川一个更偏僻的陈家山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。按全书的构思,要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。也就是说,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到煤矿的生活。但是路遥知道,进入写作后,他就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。

五六天过后,路遥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,每天伏案十五六个小时,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,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——第一部共53章,每写完一章,路遥就划掉一个数字。他极力克制着不去遥望最后“53”这个数字,只要求自己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,迈出第二天的一步。

写作到凌晨时,饥饿难耐,路遥就吃上一个冷硬的馒头,喝一杯咖啡填一填肚子。睡下后,他时常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,但一觉醒来,体力稍有恢复,路遥立即从床上爬起来,用热水洗把脸,痛饮一杯咖啡,又坐在书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写作。

1986年夏天,第一部书稿终于全部修改抄写完成。书稿辗转几个编辑部后,1986年6期《花城》发表了路遥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(第一部)。同时,《平凡的世界》(第一部)单行本也在1986年12月出版发行。

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,陕西省作协主办的刊物《小说评论》与《花城》编辑部一起,在北京召开了路遥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(第一部)座谈会。与会的很多评论家认为,这部作品写法陈旧,有人甚至刻薄地说,这不像是《人生》作者写出来的作品。现实主义写法行将就木,路遥还在坚持这样写,多么沉闷,多么没意思。

备受打击的路遥,回到西安后很快恢复了平静。他认为,从根本上说,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,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。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,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。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他,更重要的,是适合《平凡的世界》这样一个题材——即面对最朴素的人,选择最朴素的写法。

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,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,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。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“过时”,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。一般情况下,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,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。只要读者不遗弃你,就证明你能够存在。(路遥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)

历史证明,路遥的坚持是正确的。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“过时”,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,现实主义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力。

4、为人民而写作

 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,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,这就是:

  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的天宇间陨落了!

  一颗智慧的头颅终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。

  这就是路遥……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陈忠实《别路遥》

百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与中篇小说《人生》,具有相当一致的精神:“城乡交叉地带”的社会底层生活成为路遥反映的共同内容。作品以恢宏的气度、鲜明的时代色彩、典型化的人物形象,从全局性和整体性上反映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。作品中积淀了太多当代社会变革的信息。

2022年11月17日,路遥逝世整整三十年,但是人们越来越怀念他,随着他离开时间越久,他的作品愈来愈有生命力。路遥和路遥的作品影响何以延续至今?首先在于他始终坚持的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关心和真挚的爱。他的所有作品,都是从人民,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视角和立场出发,表现他们的痛苦和欢愉,反映他们的愿望和心声,真正做到了为人民而写作。路遥曾说,只有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,作品所呈现的一切,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。正是怀着这种深挚的热爱,理解的尊敬,路遥的笔下才出现了一个个自尊、自强、自爱和淳朴善良的普通人形象,并赋予了这些普通人丰富的、凝重的,宽厚的具有土地般博大雄浑的品格。

路遥和路遥作品的影响何以延续至今?还在于路遥坚持与写作目的和写作内容一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。现实主义精神内核,就是人民性。体现在创作上,就是对人的高度关注,对人的生存状态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。路遥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记录,感应时代脉搏,紧随社会节奏,以人民作为主角,以人民为对象,关注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和疾苦,而现实主义作为作家认识、把握和表现社会的一个原则和方法,更易于为创造新生活的广大普通劳动者所接受。从路遥的作品三十年来几代读者的阅读与传播影响上看,路遥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,都真正把“以人民为中心”落到了创作实处。

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,衡量文学家、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。”一部《人生》,一部《平凡的世界》,为路遥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。路遥无疑是文学沙场上一个夸父式的勇士,他没有留下什么遗憾,他的生命延续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里。三十年来,依然有很多人在路遥的作品里可以找到精神上的共鸣,给人理想的光芒和力量,给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灵的震撼,激励着无数年轻人不懈地奋斗着,正因为如此,路遥的作品在三十多年里长销不衰。


张艳茜,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,文艺发展智库首席专家、研究员

(原文刊登在《光明日报》2022年11月17日11版光明悦读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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